2012年，台灣憤青元年－咖啡海的天堂

四月，在士林王家前，學生們聚集著，想要擋下怪手，抗議都更對人權的侵害。
七月的颱風前夕，學生們穿著雨衣，繞著內湖中天電視台，吶喊著反媒體壟斷！
2012年的最後一夜，學生們穿著大衣，集結在自由廣場前，為台灣的言論自由守夜。
2012年，台灣的學生運動，達到了近二十年來最大的規模，可說是「憤青元年」。

作為2013年的第一篇文章，卻還是在回憶2012年，因為過去這一年對我來說有太多感觸。原本想說的是「意義」，但光講意義，似乎表達不出眼前曾經所見的經驗面、與心中曾經有感的情緒面，所以改成「感觸」。

過去這一年，在美國、台灣、巴西與中國這四個地方飛來飛去做田野調查，但不管是打開臉書、還是打開台灣的媒體，或是走在台灣的土地上，都可以感受到「憤青」的力量。在一起參與不少場2012年的學生運動後，跟著學生們一起遊行、抗議之後，似乎看出了些端倪。

如果說，2011年是美國學生與年輕人站出來，以「佔領華爾街」為號招，重燃美國學生運動的一年。那麼2012年，應該可以看出是以「反媒體壟斷」為旗幟，
讓台灣學生運動野火再起的一年。我不禁要問，這些憤怒的年輕人的背景到底為何？當把他們擺在時間的軸線上，我們是否可以更加理解他們到底為何憤怒？

這一波學運，不同於2004年針對三一九槍擊案而發起的「新野百合學運」，也不同於2008年以集會自由人權為主題的「野草莓運動」，而是更有針對性，鎖定媒體壟斷的議題以及政府在相關議題上的不作為。

從網路延燒到實體世界，有人說這是因為「網路」與「臉書」串連起學生，累積起輿論的力量，讓更多人注意到事情的嚴重性。我並不否認這樣的說法，但更想試著從這些學生所面臨到的問題來看。

我在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的那一年來到了美國唸博士班。現在，四、五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台灣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裡，到底是向上提昇，還是向下沈淪？
套句人類學裡的老話，一切都是相對的，所以不如問2008年到2012年，台灣到底經歷了什麼？

這不是台灣第一次經歷跨國性的金融危機，但在上一次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中，台灣以深厚的外匯存底撐了過去。然而，十多年過後，當金融海嘯在2008年從雷曼兄弟垮台開始，接續著全球性的歐債危機，台灣的經濟似乎真的撐不下去了。對於未來，除了政府的口號外，誰還敢說自己有信心？

在2000年左右（我開始唸研究所的那段時間）那時的媒體上已經在報導大學生對於畢業後出路有嚴重焦慮，所以開始興起一波唸研究所的熱潮。但到了2008年的時候，擁有碩士學歷但找不到工作的畢業生已經成為社會問題。相反地，一些體力活兒、一些技術性工作，比方說木工、汽車維修員等，不需要大學以上學歷、僅需要專業技術的工作，起薪、待遇都比剛入社會的白領階級來得好。換言之，在台灣，學歷已經無法成為就業的保障，在大學待得越久，當自已以更年長的歲數畢業進入社會，所要面臨的挑戰與風險也就愈大。

在這邊，我還沒提到「房貸」與「物價」等等問題，這些原本被視為理應可以在大學畢業後隨著工作年資增加迎刃而解的問題，也都成為一進入社會就要直接面對的考驗，也成為加速學生投入學生運動的催化劑。

在這樣一個惡劣的外在環境下，趁著還在大學的這段時間來改變社會，似乎成了這一代大學生的心理潛意識。當感覺到：「這社會再不改變，我出社會的時候就糟糕了！」、「我不要踏入一個我無能為力的社會！」學生們便在大學校園裡面暴發出累積以久的恐懼與怨氣，並將之轉換成為社會運動的力量。

當試著串連或比較「佔領華爾街」與2012年台灣學生運動，可以看到不管是美國還是台灣的學生，都開始對「山也BOT、海也BOT」的「新自由主義」提出深刻的質疑與批判。雖然，「反旺中」在一個面向上，是針對「言論自由」訴求保護，但若和「文林苑」、「美麗灣」、「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等等社會運動擺在一起，都可以看出參與的學生們逐漸意識到「資本主義」模式下大財團對於日常生活的掌控已經無所不在，而政府也正一吋一吋地讓步，讓全台灣都成為財團獲利的犧牲者。這在最近幾天《商業周刊》在7-11下架事件中，網友們在臉書上的反應就可得知。

看著台灣學生運動又一波高潮，讓人憂喜參半。喜的是，我看到了這波從大學開始燒起的「公民意識覺醒」，越來越多人不願意只做沉默的多數，而是站出來爭取一個更好的公民社會。但也讓人憂心，這樣的努力是否真能換來政府的重視？這樣的運動是否真的能讓台灣轉變，讓這群學生（包含我自己）有一個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