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海的天堂

因為大學時期擔任救國團嚕啦啦服務員的關係，現在教課的時候我很強調和學生的互動，希望透過遊戲帶動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了解，或是引發他們討論的興趣。「比手畫腳」在台灣再也普通不過的團康活動，但卻很適合拿來作為人類學的啟蒙遊戲。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也希望有機會能和同業交換教學技巧與心得。



在第一週的指定閱讀中，已故的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以眨眼睛為例子，提到同樣一個動作卻可能有不同的意思，眨眼可能是像熟人打招呼的社會性動作，也有可能是眼睛進砂單純眨眼，有時也可能是一種暗示。換言之，要理解眨眼睛的人想要表達什麼，眨眼睛的人與接受到這個動作訊息的人必須是同一個脈絡裡的人，不然無法解碼。人類學家的研究也應該要深描(thick description)，挖出動作本身背後的文化意涵，而非只是描述結構而已。Geertz的這個例子幾乎是每個上過文化人類學的學生都會碰到，但為了要讓我的學生有更清楚的了解，我想到用「筆手畫腳」這個遊戲。我先列好一張名詞清單（當然是用英文），然後在課堂上邀請一位學生上台看我給的提示，之後請他用肢體動作（不能說話），表演給同學看，讓同學們來猜。我舉的例子有"Fish"、"Harry Potter"、"Facebook"、"Ball"、"Football（美式足球）"、"Quarterback（四分衛）"、"Troy Polamalu（超級有名的美式足球防守球員）"、"Steelers（代表匹茲堡的美式足球隊「鋼人隊」）"。前面兩個詞彙比較直接，只要把心中想到的動作比出來就好。

    美國大學如何訓練大學教育人才      
這禮拜結束了為期六週的密集教學課程，同時也完成了我的教育實習課程作業，算是為自己在夏天的教書工作畫下了一個句點。但這個經驗也讓我想到，在台灣似乎沒有對博士生有類似的規劃，所以決定寫下這一篇，和大家分享一下過去兩個月當中我所得到的體驗。   在美國唸博士班，只要學校的排名與經濟狀況不差，基本上都會拿到全額獎學金，也就是學費加上生活費。但這不代表這些錢就是送給學生的，領到獎學金的學生往往有些相對的責任義務要盡，尤其是拿「學校」所提供的獎學金的學生，往往就會成為TA（教授的教學助理），或是RA（研究助理）。如此一來，學校裡每年就會有固定一批人加入，協助系上教授的教學工作，或是協助系上執行研究計畫。

在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系，領到全額獎學金的學生，系上就會依照他們的專長領域安排他們去當TA。等到資格考過後，變成博士候選人，或是到了博士班三年級以後，系上會看有哪些課程排不出老師來教，這時候這些博士候選人就可以成為這些課程的講師(teaching fellow)，獨立地教這些課程。到了暑假，系上幾乎所有的課都給博士候選人，因為很多老師都去放假，或是到世界各地去做田野調查，這時需要生活費的博士候選人   學校知道第一次當TA的學生與第一次當講師都會很手足無措，所以為學生開了課程，幫助學生儘快上手教學工作。TA課程在匹茲堡大學為期一天，針對在TA工作上所需要的技能，比方說帶討論、改作業與打成績等，請校內的優秀TA做經驗分享，協助新手TA能夠快速地理解他們的工作內容外，也能從前人的經驗中預想自己將會遇到的各種問題。   針對新進講師的訓練課程則更為正式，為期一學期，價值三學分的課。在這課程當中，授課教授帶領學生進行一連串的訓練，以下簡單摘要各項訓練：  

一、               闡述教育哲學

最近比較少新文章，原因無他，天天都在忙著準備投影片、寫教案、做教學演練。話說這個暑假接了教書的工作，這回不再是當TA帶討論，而是自己教一門課，算是暑假這段時間正式的教師，就連學生都會叫我Professor Sung！ 這個工作其實讓我既興奮又害怕。因為教的不是別的科目，而是「文化人類學」這一門人類學系的必修課，人類學系畢業的博士生如果能教到這一門課，記錄在履歷上，大概在找工作時就多了一分保障。因為，在美國大學裡，文化人類學可是重要的通識課程之一，美國社會也把這門課當成教育學生尊重欣賞多元文化的重要訓練之一。反之，這門課的壓力也隨著這門課重要性而巨大，不僅要對所有人類學基礎概念與理論要熟稔，更要能夠在課堂上運用各種技法與案例帶領學生認識各個不同的文化現象，讓學生用自己的文化經驗來理解異文化，也用對異文化的思考近一步認識與反省自己所身處的文化與社會。這樣一來，這門課教得好，將會是帶領學生走往人類學專業的一門課，或是能運用這門課所學，發揮在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之上。對我來講，最大的挑戰還是在於語言。除了對於課本裡面描述各個文化現象的語言必須熟悉外，需要準備美國同學所熟悉自己卻從來沒接觸過的例子，也要面對學生各種提問或是討論中的經驗分享，這些都需要英語能力的再提升。另外一個挑戰是教學時間。一個禮拜要教兩次，一次兩小時四十五分鐘到三個小時，不像當TA，即便教三個小時，都是在重複一樣的內容，正式教學可是完全沒有任何重複，往往教到最後的半個小時，可以感覺到自己體力上的變弱、聲音的沙啞與英文的錯亂。撇開這些辛苦與挑戰不談，當老師比當TA來得好玩、有趣、有成就感太多！自己決定課程大綱、設定教學進度、準備教學內容、設計評量考卷、檢閱作業報告等等工作，讓自己在準備的過程中也檢驗自己對於這些本科學門的「基礎」到底認識多少？是否有足夠的底子？這對於寫論文、做研究實在有很大的幫助。而看著學生對自己設計出來的課程能吸收進去，並且在每一個討論過程裡踴躍發言時，這實在作為老師的自己很有成就感！ 帶教育學分的老師說，暑休的學生多半比春季班與秋季班的學生來得積極，比較願意發表意見、表現自己。或許這是真的，但看著學生積極的表現，的確刺激著我要表現得更好，在接下來三個禮拜的下半場！   

這幾年去到中國，都會和在中國唸書工作的朋友聚聚，來到上海也不例外。六字頭或是七字頭前段班的朋友來到上海，他們眼中的上海市如何呢？他們又怎麼比較上海與台灣呢？這次旅行或許來不及多認識些上海朋友，但透過台灣人的眼來認識上海會是不錯的選擇。就像人類學者常會注意到一個社會的邊緣，在邊緣位置上的人往往擁有比較的觀點，對於一個社會的理解與詮釋往往與社會裡的核心有所不同。 在朋友口中，台灣人要適應上海一點也不難，較舒適的氣候、較優良的空氣品質、語言隔閡小、生活型態接近，都讓台灣人在這邊過得很舒適，也難怪目前在上海的中國人口已經超過了70萬人，大約是一個雲林縣的總人口數，或是三分之一個台北市。 提到對於上海的印象，他們都說，上海比台北國際化多了，一流的國際品牌都可以在這裡找得到，外國人口也非常的多。承繼著上海租界的過往，現在的上海已經成為中國最國際化的都市，外國人都來到這裡尋找機會，也在這裡定居。因為中國市場的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國人口，使上海的外國人口數遠遠大於台北，難怪大家都說上海「國際化」的程度遠高於台北。但表現上的「國際化」是否真的就代表上海骨子裡也跟著國際化呢？我自己高度地質疑，光是網路封鎖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中國還沒辦法面對媒體上資訊的自由流動，在上海幾天差透了的網路經驗，與現在每天看到上海與北京朋友無所不用其極地翻牆上facebook，就知道上海的國際化只是商業上、貿易上，國民能否在草根的層次上與國際接軌，在未來五年或十年之間達到資訊的自由交換，都還是個大問號。 提到上海與台灣的比較。朋友們看到了中國廣大市場所帶來的機會，也更憂心的台灣發展。他們眼中的台灣似乎越來越邊緣化，國際觀薄弱、面對中國的挑戰只能被動地還擊。但提到中國的發展，他們也是憂心忡忡，社會貧富差距過度戲劇性地加大、社會價值觀的扭曲，人權的低落都讓他們質疑中國的未來十年。不過，當我提到人的面向時，朋友們都一致地同意台灣在「人的素質」上還是優秀許多。台灣人的禮貌、理性、開放與工作態度還是最大的優勢，儘管在中國生活常被迫要口出惡言只求換得服務員的注意，或是生活上必須要面對中國的「中國主義」，台灣人還是能展現出較高的素質，面對生活與工作上的種種挑戰。遺憾的是，當我問起未來他們想要留在中國發展還是回台灣時，朋友們都流露出對於台灣就業市場的憂心。對他們來說，在上海工作，除了薪水高，生活品質也高些，加班的時數遠低於台北，比較有自己的時間，薪水卻遠遠高出許多，儘管上海物價步低，卻還是能維持不錯的生活品質。回到台灣，所要面對的工作環境可能比中國還要差些，薪水更不可能比得上上海的水準。在我眼裡，他們都是各行各業中的菁英，良禽擇木而居的道理似乎說得通，但也無奈台灣竟然留不住他們。人口的流動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儘是平常事，但朋友的移居卻總是讓人想了很多啊！留學在美國，似乎更能體會這些定居上海的朋友對於台灣的愛與愁，只是大環境不改變，回到台灣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懷疑著？          

上圖：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如果未來要以在大學教書為職業，我想我應該要早點適應教大一這檔子事。這學期的學生組成很妙，80%的學生都是大一生，大二到大四則佔了剩下的20%。光看數字你可能不知道這代表什麼意義，但一站上講台開始講後一切都變得再清楚不過。上學期，我學生裡大一生只佔了三分之一，其他年級佔了三分之二，上起討論課來實在很輕鬆愉快，因為這些大二以上的學生多已有了足夠的大學課堂討論經驗，生活歷練也相當豐富，我丟一個問題過去很快就能得到回應。雖然文化人類學是堂通識課，大二以上的學生選課時也比較清楚自己的需要，希望從課堂中得到很多自己在其他課程裡沒有的經驗。許多理科、醫科的學生都跟我表示，他們在自己原本的專業課程中，幾乎沒有像在文化人類學課堂上的對話與思考，這堂課幫助他們不少。有了這些中高年級學生的積極參與，許多大一生也受到課堂氣氛的感染，積極地表現自己、分享他們的想法與經驗。但對於大部分由大一生組成的班級來講，狀況就完全變了樣。大部分的學生還在學習怎麼和TA互動、如何參與討論與發表意見，這讓他們在課堂上要花比較多的時間思考，才能抓到和TA對話的節奏。課堂中也不乏積極參與討論的同學，但他們總是少數，理解力當然也比不上高年級的同學，對課堂氣氛上的幫助也就有限。和他們討論人類學問題自然得花上較多的時間，在問題的設計上也得盡量簡化，有時甚至覺得自己在和小學生上課，當問了超簡單的問題學生還是不回答，實在讓人氣結！當然，我的英文表達能力也有關係，平常講太多理論性的對話後，要把問題拉到很生活對話的層面，實在不是簡單的事！兩個禮拜前去波士頓哈佛大學開會時，和在燕京學社做訪問學人的學長聊到這件事，在台大教書的學長說，教大一最主要是讓他們感覺有趣、不對課程反感就好。想想也是，這些學生會慢慢透過整著大學制度學會到思考的能力，就像我們走過的路一樣。我們要做的事就像是花匠一樣，耐心地灌溉，等待季節到來花朵綻放！但這總是我得適應的事。未來將入大學教書，總會教到大一新生，要扮演啟蒙者的角色。早點認識到教大一的困難，知道如何解決難題、啟發學生興趣，對未來總是有用的！在學院裡太久，很容易忘記剛進大學的人有多菜，有多需要時間來適應這個環境。反過來，老師們也需要適應這些大一新生， 努力扮演好啟發者的角色，儘管這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話說博士班雖然象徵著知識的專精，但博士班教育裡也有盲點，比方說博士班裡就沒有教這些未來的教授們怎麼教書。   所有的大學似乎都假設唸書唸到了博士的學生未來自動就會教書一樣，博士班教育裡除了故定的課程與實習外，幾乎沒聽說哪個博士班課程裡有教博士怎麼設計課程或帶討論（當然教育專業除外）。記得一堂課上某位年輕的教授也說，她在博士班裡拿到了學位，也知道怎麼做研究，但就是沒學到怎麼教書，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或許正因為如此，許多大學裡的教授教起書來頗讓人失望，不是令學生興趣缺缺提不起勁，就是課程設計總和實際上課進度有落差，沒法在學期末按照計畫教完預先定下的內容。   當一般針對國民教育設計的教育學程裡還有規定要修教育心理學、課程設計等學分，唸博士班的研究生們除了被自己的研究與論文困住外，系上提供的課程往往也與未來就業沒有關係。換言之，即便一位博士的研究做得再好，發表過的論文再多，面對陌生的教學工作都可能遇上問題。好在，拿獎學金博士生往往都有機會做助教(TA)，負責分擔一些教學工作，這才讓部分學生能有機會直接面對大學生，學習如何教書。   一般來說，TA在上場前往往學校都會安排一些簡單的訓練課程（大概一天），教授也會指示教學方針，之後學校與教授就放手讓TA去做。但第一次上場缺乏經驗、或是沒有教學概念的TA，面對大學生時往往不知道該怎麼設計課程或是設計問題帶討論，這就讓recitation（TA負責的課程）變得沈悶，也讓學生對於課程失去興趣。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學教育裡，尤其對我來說，如果學生只能從課本與演講中學習知識，哪麼他們就跟台灣的高中生一樣，只懂得背多分，不僅容易失去興趣，也將會失去人文學科裡所要求的自主思考與反思能力。而針對學生心理設計過的活動與問題討論，一方面能讓學生感受到學習的趣味，也讓他們有機會應用課堂上所學，且有進一步的思考。   英文已經不是我的母語，在美國教書如果再不想辦法讓自己的課程活潑一點，我想我的學生們的痛苦應該會加倍吧！在上學期設計課程時，我主要參考了以前自己大學在救國團嚕啦啦裡的社團活動經驗，以及應用在「地球村美日語」裡補英文時體驗到的教學方法，試著讓自己的課程裡演講、討論與活動都能平均分配，希望學生們能不僅能複習到教授演講與書本裡的內容，更對於這些內容有體驗與體會。整個學期下來，學生反應都不錯，也認同我的教學方法，在學期結束後我也和一些學生交換了臉書帳號，成了朋友。更令我高興的是有些學生開始對於人類學產生興趣，考慮選人類學為主修，或是多修一些人類學系開的課程，這些對我都是相當大的鼓勵。   有趣的一點是，在嚕啦啦學團康活動時，學長姐曾提到一點，大學生就跟小學生一樣活潑好帶，這點在美國大學生上一樣適用。這些大學生們一樣喜歡活潑的活動，所以當我學期末請他們匿名寫下對我教學裡最喜歡且最有印象的部份時，大部分都寫我所根據「庫拉圈」設計的「交換遊戲」。   這學期跟上學期一樣，一個禮拜四堂recitations，教的也是文化人類學導論。除了希望自己的英語教學能力比上學期更好外，也希望有了上學期的經驗後，這學期能給學生更豐富、品質更好的教學。    

畢竟英文不是我的母語，所以除了努力地在recitation課程中講述一些重要人類學觀念外，我更希望用各種方式引導學生思考人類學家所要處理的議題，好彌補我語言上所造成的缺憾。前文已經提過，我希望我的學生們都能在課堂上化身成為人類學家，同時也擔任報導人，一方面問問題，一方面也回答問題，透過問與答的方式，幫助他們對人類學的重要概念有更深的印象。這個策略用了幾週下來，成果不錯，學生都已經習慣我的上課方式，也對於人類學者的工作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但當我碰到要教「經濟人類學」的時候，我就頭大了，原因是我很早已經在好幾年前就被告知「美國人不喜歡別人問自己關於『錢』的問題」，但如果我連他們手邊最能用的素材都不能拿來使用，我又該怎麼幫助他們理解「價格」與「價值」的差異呢？再者，經濟人類學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交換」，我又該如何讓學生在「問」與「答」之中體會到「交換」的文化意義？我想過在課堂上舉辦「跳蚤市場」，但這樣一來就還是容易陷入價格上的討價還價。若是單純地「以物易物」，放學生隨便找尋他們想交換的物件，則整個課堂一定會陷入一片混亂，交換次數也會有所限制。 當我不斷思考如何解決問題，我想到了美拉尼西亞初步蘭群島人的「庫拉圈」。住在群島上的島民們沒有貨幣，卻隨著其潮汐而來漁業文化發展出一種特殊「庫拉」交換體系，島民們期待著能夠在這樣的交換體系中，用白色的「伐乙古阿」臂飾換到畢生夢寐以求珍貴的紅色「伐乙古阿」長項鍊首飾。有趣的是，白色的臂飾與紅色長項鍊首飾雖著島與島之間的交換，漁人帶著紅色項鍊順時針地在各個小島之間一棟，白色的臂飾則以逆時針地方向移動著。資料讀到這裡，我便想到，我可以把初步蘭島搬到教室，讓學生分成內圈與外圈坐下，其中一個圈順時針方向地換位置，便達到了連續交換的效果，直到我喊停為止。剛好我的學生四個班都是在23或是24人，大小適中，非常適合進行這個遊戲。創意的另一個來源是電影《第36個故事》。在電影裡，桂綸鎂開的咖啡店裡五花八門稀奇古怪的東西不能賣只能交換，卻也因此打響咖啡店的特色。當我在苦惱教案的時候，電影裡的劇情讓我確定我想把「價值」和「故事」串連起來，讓學生從「故事」中找到對自己重要的「價值」。 學生的反應出乎意料的好，畢竟是愛玩的大學生。學生帶來的東西五花八門，有的帶來有點價格的中國國畫教學組，也有學生帶著萬聖節拿到的糖果。有的學生簡直是天生的推銷員，能把一個迴紋針講成像是十八王公廟賣的幸運符、或是能把一個很便宜的項鍊講成是某個大明星用過的一樣。遊戲過後的討論學生也都能講出在遊戲中「價格」與「價值」上的差異，在這樣小規模的經濟體系中，「價格」扮演的角色遠遠不如每個人出自於每一件物品的「價值」，而「價值」的差異取決於每個人對於物品功能上的需求，以及故事是否打動人。聽到學生能夠講出這樣有條理的分析，我簡直快要當場感動到飆淚！ 以下我把教案翻譯成中文，歡迎同業拿去使用，更歡迎同業給我意見與指教！教案如下：

Exchange Market/交換市場

Introduction of the game/遊戲介紹:It is a game which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Kula ring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 All of the students need to prepare two items for exchange. Students need to give each of the items a tag with a price, and a story. Students must exchange things in this recitation.這是一個根據初步蘭島上「庫拉圈」所設計的遊戲。所有學生必須準備兩件東西來交換。學生必須給每件東西一個價格和故事。學生必須在課堂上把東西交換出去。 The things for exchange/交換物: You will not get these things back. Please do not bring an item you don’t want to exchange or you don’t want to lose. So, you can bring something cheap.你交換出去的東西拿不回來。所以，請不要帶來你不想交換的東西，或是你不想失去的東西。故，你可以帶來一些便宜貨。 Rules of exchange/遊戲規則:全班會分成兩個團體：「內圈」與「外圈」，內外圈人數一致。 外圈不需要移動。但內圈每三分鐘須順時鐘換位置。在每一次的「交易」中，每個人「必須」交換掉一項手上的東西。所以在每一次交易裡，你給別人一件東西，你也收到一件東西。 參與者可以決定依照東西的「價格」或是「故事」來決定要交換哪一樣。  你所喜歡的東西未必很靠近你。一開始，你可能交換不到你所喜歡的東西。你必須繼續交換，且試著提高交換到你所喜歡的東西的成功機率。  關於故事的部份，我指的是你和這件東西的關係。舉例來說，你帶來支筆，故事就可以是你用了這隻筆寫了什麼精采的筆記。  參與者必須記得每一件東西的故事，以利下一次的交換。  Questions after the game/遊戲後問題討論:What kinds of objects did you get from this game?你在遊戲中最後得到了什麼？ Which one was the thing you wanted at the beginning?  Did you get it?哪項東西是你一開始最想得到的？你得到了嗎？ What is price? What is value? What is function?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什麼是價格？什麼是價值？什麼是功能？他們之間有和不同？ Did you care more about story, price or function?你最重視的是故事、價格還是價值？ What were your strategies you used in the transactions?你的交換策略是什麼？   Did you find people had different strategies than you?你有發現別人和你的交換策略不一樣嗎？參考文章：

060920紅色迴紋針與庫拉圈～網路部落新經濟之初探： http://mypaper.pchome.com.tw/cafesea/post/1274055530

   一個月前，收到學校給我的兩封信，信裡要求我幫在我recitation課堂上的運動員學生做學習評量，這才察覺原來我有不少運動員學生。這些運動員學生散佈各領域：田徑、體操、游泳、足球等等，學校要求我回報他們的考試成績、缺課記錄，或是給他們的表現做一些描述。除此之外，我也意外上竟然有這麼多運動員選擇「文化人類學」這門課，這樣冷門的課在台灣別說運動員了，就連一般學生都未必想來選。         兩個禮拜後，我開始改學生的期中報告，在四選一的題目中，其中一題是要求學生選擇一項運動，並且講述這項運動與國家文化之間的關係。在我改的九十六份作業中，超過一半，接近三分之二的人數選擇這個題目。他們大部分都能講出美式足球、足球、棒球與籃球如何成為重要的美國文化，從非職業到職業運動又是如何表現出美國文化裡的資本主義精神。相較於這些文章，運動員學生們談論到他們自己的運動經驗，更可以看到這個國家如何強調體育與智育的並重。舉例來說，一位以體操為主修的學生，從他小時候如何開始練習體操講起，接著談論到她如何在學校獎學金與國家代表隊之間做掙扎，最後因為自己的身體已經累積太多傷害，可能無法應付國家級的訓練，所以選擇大學提供的獎學金。另外也有一位學生提到他從小打冰上曲棍球，即便冰上曲棍球在美國還沒有像其他職業運動在美國那麼受重視，但他感覺到只要他努力，他的表現會得到重視，也能成為他的職業。 就像電影《攻擊不備》(Blind Side)裡的故事一樣，在美國要進入一流大學的美式足球「校隊」，高中球員所要具備的不光是體育上的能力，更要有基礎的學識。我的每一個學生除了要有一定的體育表現，高中在校成績都不能太差，才能進入University of Pittsburgh。進入大學後，對這些運動員學生來說，他們必須繼續得到學校的支助，這樣他們才能完成他們的學業，未來才能憑著學歷找到好工作。學校也希望他們在大學裡得到體育以外的知識薰陶，因為學校很清楚知道，體育只是生活裡的一部分，這些學生未來要面對的不光是體育競技場上的競爭，還要面對生活裡、人生路途上的各種挑戰。著名的NCAA (National Colligate Athletic Association)的成立宗旨之一，不光是要保護大學運動選手，更要協助運動員順利拿到大學學位，讓他們的大學生涯除了能在競技場上更有競爭力外，也能擁有一定的學識。         在高中的時候，我唸的是建中補校，班上有很多同學是建中橄欖球隊球員，也就是著名的「黑衫軍」。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是原住民，大部分來自鄉下或山區，他們進入憑著優異的體育成績進入高中，但在這之後，不僅他們自己放棄了自己的學業，就連學校也都放棄了他們的學業，給他們特別的考試與加分，只求他們能夠順利畢業，不求他們能夠擁有必備的學識。有些同學在比賽中有好的表現，只要成績足夠，便能保送到不錯的學校。但透過特別考試與加分而來的成績，並不能保證這些學生進入大學之後能擁有足夠的能力，無益於更需自主學習的大學課業。 我對於台灣的體育教育認識淺薄，或許有更專業的人士能夠提供意見，告訴我們台灣當前高中與大學對於運動員教育的現狀。不過，我的經驗已經告訴我，美國社會重視運動員學識與體育經濟能力的平衡，這是目前台灣還看不到的。       圖片來源：http://www.pittsburghpanthers.com/  

    這學期最大的幾件工作：資格考、grants proposal（經費申請用研究計畫）與當TA（助教）。這三件事都佔去我相當多的時間，但當「文化人類學」這門課的TA帶討論課(recitation)卻是讓我壓力最大，卻又收穫最大。   在美國，「文化人類學」這門課開在大學部，動輒就是三百個人的大課，尤其是在匹茲堡大學這樣的大學校裡，還被歸類在通識課程裡。教授一次要面對幾在大講堂的三百多個學生，自然不能面面俱到，無法和學生有太多的互動，於是助教的討論課變成了補充演講不足，激發學生興趣的重要設計。而對於未來要以教人類學的博士生來說，帶文化人類學討論課，更是對於未來工作的預演與準備，也是重新檢驗自己人類學的基礎是否紮實，底蘊是否深厚？   而要在美國帶這門討論課，所要面對的考驗還更多。首先是語言上的挑戰。不光是要能夠清楚傳達自己想表達的內容，也要能夠面對學生各式各樣的提問，以及讓我難以辨認的口音。中東口音、黑人口音，舌動唇不動，唇動舌懶惰等各式狀況都是考驗。   再來是課程準備。因為是討論課，所以與其讓學生只聽我的演講，倒不如讓增加學生透過課程的安排，增加對於文化人類學的體驗，進而加深對於該學門的理解與興趣。話雖如此，但真要做起來還真不容易。畢竟他們是文化人類學的新手，甚至未來還未必走上社會科學的專業，要讓他們提起興趣，著實不是容易的事。   在多方考量之下，我決定讓「討論課」都有「田野」的成份，讓每一個學生都變成人類學家，也是報導人。在每次課堂上（考前預習以外），每位學生都要針對當週的主題，去訪問同學。而我設計的訪問主題，都是把當週演講主題與人類學概念，連接上大學校園生活，讓他們不僅能重新收集與審視自己的大學經驗，更能用課堂上的概念來理解大學對於社會與個人的意義。   於是，我帶著他們討論他們如何選擇大學？在大學裡的文化震驚(culture shock)? Facebook對於大學生的影響？也討論匹茲堡學生英文的腔調與口音。幾週下來，除了感覺自己對於文化人類學的基礎理論又有新的體認之外，更強烈的感覺是，我簡直就像是電視節目「大學生了沒？」的主持人。只是場景換到了美國的教室，要用英文主持與應答，身邊也沒有阿Ken和納豆在旁邊搞笑。     在幾堂課過後，聽著學生的分享，我也對於美國的大學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學生裡有很大一部分是當地學生，如果不是當地學生，多半也是來自東岸各個城市。他們來上大學的原因，就像台灣學生一樣，主要是為了未來更好的工作，讓自己更有競爭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強調這是離家學習「獨立」的機會，學習自己對自己負責，也讓自己能夠釐清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對於未來有什麼期望？當然，大學裡的「Party」是不可少的，他們想要多認識人，增加自己的人脈，但同時他們也不忘自己的責任，玩得越多，也要越用功。   Facebook可以說是這些美國大學生集體的回憶。對於大學新鮮人來說，臉書成為聯繫高中同學的重要方法。對於到了大學才接觸臉書的學生來講，臉書也幫助他們重新和久未聯絡的朋友建立起互動橋樑。Facebook official relationship已經變成宣告成為男女朋友的關鍵，儘管他們面對分手需要時間重新整理自己的facebook。Creep（潛行）是他們用來表示「逛」別人的臉書時所用的字，他們也可以friend他們的爸媽，甚至是祖父母。   Mint, fresh, sick都可以拿來代表cool。Hook up代表和某人發生關係。Braugh代表兄弟。Bromance意思是帶有男同志色彩的同性情誼。Boot是吐。Chillin的意思是relax，放鬆，但chill則是有冷靜、酷的意思。   跟台灣學生相比，美國大學生的確敢於發言，也積極參與課堂上的討論。但或許台灣學生只是缺乏機會，或是缺乏引導。我記得我在台大當TA帶討論課的時候，大學部的學生在經過引導後也都非常勇於發言，甚至遺憾大了大四才上到這樣一堂讓他們有機會重新審視生活，也讓他們發表自己想法的課。   後面還有很多週的課程，相信不只他們能學到很多，我學到的會更多！      

廣州田野番外篇

在田野工作中與旅行過程裡，「文化震驚」(cultural shock)往往是最有趣的部份。人類學家用文化震驚來找尋異文化和人類學者原生文化的差異性，進而去探索差異的來源，並且分析該文化表徵對於當地人意義。這回的田野裡，從廣州到海豐縣的路上看到了不少讓我印象深刻的畫面。

「贛爆」！ 來自江西的油罐車…..

這不是一篇討論懸疑事件的文章，而是討論我自己信奉的網路禮儀。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大家總在網路上嚷嚷著「沒圖沒真相！」。Foucault曾提到當代社會裡視覺的霸權性，在這個眼見為憑的時代裡，在網路上或網誌裡沒真相總讓人覺得少了幾分真實性。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說，文字作為符碼，本身即是建構的，沒有所謂的真實性。即便是對事實的描述，也會因為文化觀點、個人立場、時空心境所影響。相較之下，相片似乎可靠多了！直接的視覺刺激，赤裸裸地坦承在讀者面前，一翻兩瞪眼。但放了真相又如何呢？對於影像難道就沒有多元的詮釋？數字週刊和水果日報教會讀者的不就是看圖說故事，而不是讓當事人表達自己的意見，誠實的影像於此，顯得諷刺。太多的曝光是否妨礙了想像的趣味，過多的視覺刺激也可能偏導了作者下筆的原意，文字的美感正是發酵於腦海裡的翻雲覆雨，也在心弦被觸動字裡行間的寓意所撩動。 更遑論個人影像可能所帶來的影響。常來我這邊逛的朋友應該發現，咖啡海幾乎不擺我自己的個人獨照，也不在這裡放閃光。即便我放了朋友的獨照，也是得到了朋友的同意。而我就算有得到朋友的同意，關於朋友的個人資料也是盡全力保密。別怪我太過謹慎，也別怪我防禦心偏執。沒有真相的真相在於，這就是網路世界所給妳的表象，而我選擇只給你我選擇的影像。

（上圖：左為史巴克，右為柯克。）我的感受力薄弱應該不是新的問題了，但最近因為這問題和女朋友吵了幾次之後，發現我這一部分的問題真的不只薄弱而已，根本已經是障礙了！不知道會否因為唸到博士班，腦袋瓜裡只剩下負責管理邏輯的左腦，管理情緒的右腦嚴重萎縮。還是因為從小到大人格養成當中，很習慣把自我的部份壓抑住，也影響到我對於他人的自我陳述反應變慢。不管原因是哪一個，目前的狀況滿讓我對自己很不滿意，卻又不知從何改起。我想起Star Trek的瓦肯星人史巴克。瓦肯星人放棄了情感，擁抱了邏輯，尋求對於種族、對於現狀的最大利益。於是當他們跟地球人或其他星球的人種接觸時，也習慣以邏輯處理各式各樣的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把情緒深深地壓抑在自己心中，像是深埋地底的火山。史巴克的父親是瓦肯星人，母親是地球人，身為混血小孩在瓦肯星長大過程中，面對著歧視，他選擇把自己內心的情感面壓抑下來，全力擁抱瓦肯星人邏輯至上的民族性。直到遇上柯克船長，被他不按牌理出牌、情感至上的人生態度所打動，才有了改變...把自己說成史巴克似乎太抬舉自己，但史巴克遇上柯克船長後所碰到的所有衝擊我也一樣都有。在追求自己理想的過程中，我找到最合理最有效的道路，卻放棄了自己很多情感的需求。在面對各種資訊的時候，我總是想先找到背後邏輯的相關性，忽略了言說者的情感需求。我對自己如此，卻也把對自己的態度用在別人身上。大學心理學課、救國團社團活動時，「同理心」一直是強調的重點，要讓自己對於言說者的情緒能夠「感同身受」。這個道理我不是不懂，但做起來總是不得要領，常當我想搞懂言說者的語言邏輯時，我對於情感的感受力似乎也跟著下降，最後往往只抓到資訊、卻未必能建立起私人的關係。Noah雖然是位記者，但這一方面他真的比我強太多，雖然語言有隔閡，但他就是有辦法讓別人卸下心防對他侃侃而談。雖然私下聽到了很多他對於報導人的抱怨，但是他人格特質真的幫了他很多，不管是私人還是工作方面。咖啡海的女朋友現在負責管理很多學生的生活，我一直認為這是非她莫屬的工作。因為要能面對這些遠離家鄉，甚至遠從異鄉來到台灣的學生們，沒有很棒的情緒感受力是做不來的。聆聽學生的需求、解決學生的問題，讓學生在陌生的環境裡得到安全感，進而能夠放心的求學，這實在不是簡單的事。至少，對我來講，是相對困難的。醫療人類學家Nancy Scheper-Hughes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人類學家的困境。她在田野裡看到了一位原住民報導人得到了重病，但因為所處的村子文化原因，村人不願意替他治療。她看到了之後，便把這位報導人送去現代化醫院，就了報導人一命。雖然Scheper-Hughes事後在這個村子裡，因為破壞文化秩序的緣故，所以「黑掉了」。但當事人與其家人卻對Scheper-Hughes抱持萬分感激，她個人也主張人類學家應該對於報導人的困境感同身受，進而為報導人尋求解決的方法。Scheper-Hughes的作法與主張在當時人類學界裡引起了廣大的爭辯，一派跟隨她的作法，主張人類學家也有責任解決報導人困境，但另一派學者則擔心這樣的舉動破壞了當地的社會秩序，將會引發社會內部更大動盪。這個故事即是人類學家理性與感性相互衝突的最佳案例，或許也可以當成是我人格的寫照。人類學家常說自己的研究與寫作，跟其他的社會科學比起來，是最有「人味」的，不然怎麼稱之為「人類學」。但當「學術」之名與典範冠上來的時候，卻又期待能維持學術超然客觀的身分立場，避免太強的個人偏見。在我看來，人類學這個學門本來就有雙重性格，這場衝突就像是光明與黑暗的永恆戰爭自亙古不止。我是人，但我現在的工作是往人類學家走，但我知道我內心有史巴克的地球人血液。愛人啊！朋友們啊！當看到我用太多左腦的時候，請原諒我，也請提醒我，該是用右腦的時候了。     圖片引用自Star Trek星際爭霸戰http://gallery.photowant.com/b/gallery.cfm?action=still&filmid=fSen50796366&pid=S-fSen5079636617

咖啡海的朋友都知道，這幾年我一直和一位外籍記者Noah做語言交換，當然是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除了語言交換外，拜Noah的工作之賜，我常有機會提供一些我有興趣的題材給他，讓他做專題報導，而我也能藉著這些機會去進入一些我平常打不進的圈子。比方說，算命師、風水師、嬰靈廟、提供觀落陰服務的廟、做紙紮的公司等等，都拜Noah之賜，讓我有機會能跟他們互動，也有機會把這些台灣特有的文化現象介紹給在台灣的外國友人們。 提到我們各自工作的內容，表面上差不了多少，都是要進入人群、與人群對話、參與觀察等等。但人類學家希望能在田野現場收集到各種資料，作為文化分析的素材，進而理解現象背後的文化邏輯。隨著田野工作理論的發展，新一代人類學家甚至希望收集報導人對於實際感官經驗的描述，而非僅是形而上的文化概念。對於記者而言，要做的則是將眼前的事件或是現象忠實地傳達給讀者，讓讀者能夠透過報導身歷其境。 Noah問的問題基本上比較直接，希望能夠透過提問快速地問答，有效率地得到現象與事件的輪廓，但背後的價值判斷則得留給讀者自己。Noah常在工作上問一些很直接的問題，但華人文化裡對於外國人的友善，讓Noah基本沒有太多困難就能得到答案。人類學的訓練則讓我在提問時相對保守許多，因為人類學家與報導人的關係不同於新聞工作，需要更長時間的經營。人類學理論也告訴我們，報導人向人類學者所提供的資料會因為關係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關係越深，報導人對於人類學者越信任，提供的資料也就越深刻。新聞價值與學術價值是否有衝突？這是我最近在思索的問題。在和Noah一起工作的過程中，不可諱言地，我真的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在許多田野場合，台灣人相對來講比較願意接受記者的採訪、或是比較熟悉如何與記者或媒體互動。這可能是台灣媒體氾濫後的影響之一，讓報導人對於記者的工作有比較清楚的認識，甚至也能直接聯想到這可能是某種曝光的機會，可能帶來直接會間接的利益。反過來，報導人們常搞不清楚人類學者的工作為何？常反問我：「你問這個幹什麼？」當我試著解釋我想搞清楚現象背後的文化邏輯與意義，或是想跟他解釋我處理的議題在學術上的重要性時，報導人不是露著難以理解的表情，就是表示對於學術工作完全不感興趣。碩士班田野工作階段，曾被兩位風水師在第一次訪談時轟出辦公室，大致上就是因為如此。兩個禮拜前，和Noah一起去龍應台基金會聽了張茂桂教授的演講，聽張教授分享他在大陸的田野經驗。張茂桂是台灣重要的人文學者與田野工作者，我在此不稱呼他人類學者，是因為他所做的研究超越了人類學的範疇、跨足宗教、戲劇、文學等領域，僅以人類學者來稱呼他，似乎小看了他。會後我也和他小聊了一下，他提到當前人類學界太過注重理論框架，反而綁手綁腳，相較之下，記者工作倒來得自在些。此話聽起來頗有道理，卻有弦外之音。張教授在提醒我，人類學者面對田野，得先拋開理論的眼鏡，以真正地進入田野地核心為目標。就像演講中張教授不斷提到的，人類學者在田野工作中最擔心的，不外乎報導人不願意分享他們對於現象的理解與認識，或是不讓人類學者進入田野現場，比方說一些特殊的儀式場合，或是一些重要的聚會。即便有機會進入田野現場，人類學者也擔心自己所能觀察到的，決定於自己與報導人的關係深淺，甚至陷於部分報導人的觀點，而非報導人全體的共識。在諸多不確定之下，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之所以需要長期經營，為的正是期待透過與報導人關係的經營，使自己對於田野有更全面兼有深度的認識，而非快速地瀏覽而已。相較之下，記者的工作要求客觀，也要求時效與新聞價值。記者與報導人的關係常僅有事件現場，或是採訪的當下，不需要像人類學者一樣長期經營。這不僅是關係新聞工作上到利益迴避的重要性，也因為其仍需要有「即時性」作為賣點，作為維持媒體營運的基礎。這也正是記者與人類學者工作上最大的差異之一，和報導人關係的深淺、以及對於事件現場與田野現場認知的不同，都讓新聞工作與人類學田野工作，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礙於還沒法把研究細節公開，所以在這裡我只能講些在個人研究之外的細節，但我想這相當值得寫下記錄。我第一次出國，印象中就是1999年左右的事，也就是十年前。哪一回，跟著伯父到北京開會，還跑了一趟內蒙，立下了我對於「祖國」的印象。說中國是祖國，對我來講一點不為過，畢竟在我心中這只是我祖先曾住過的國家，現在我住的國家不同的名字，雖然有時不知道該叫什麼才好。十年了，大陸真的變了。如同一個小孩在十年之內從嬰兒進入了小學，如同一個青年在十年中從學生變成了社會人士，大陸這十個春秋之間的變化讓我感覺深刻。在過去大陸各大都市雖然伴著過國內移民，吃得到各省分的口味，卻沒有這麼多的異國料理。這回，廣州與北京街上隨處可見來自地球各角落的口味，日韓料理早已成為大陸人生活的一部分，西式料理，甚至中東料理，也成為常見的選擇。 服裝也是，十年前在北京逛街，年輕人的服飾還稱不上時髦，在台灣人眼裡，更說不上體面大方。但現在幾乎年輕人都已與世界同步，年仔褲、T恤、合身的洋裝，讓我再也分不出來眼前的是臺灣人還是中國人。   印象最深刻的變化在飯店裡。在大陸觀光的前幾年，飯店裡常見到的一個畫面是，一個發福微禿中年男子，穿著POLO衫，還把尾擺塞進西裝褲頭。他前面一定坐著一個穿著洋裝，但化妝有點濃豔的，也還帶有點土氣的女性。在餐廳裡，當男子拿起手機大聲地和電話那頭約談生意的時間，女子一定是默默地坐在男子面前，吃著飯店早餐。這回可不一樣，在廣州的飯店裡，我看到了一群來自各省分的女性，一起在飯店餐廳裡吃早餐。她們穿著可稱時尚，也各自有風格特色。我好奇她們的來頭，便在排隊等煎蛋時，問了其中的一位。她說，她們來自大陸各省的大都市，她們是服裝店的店長或是經理，一個皮件品牌在廣州辦展示訂購會，她們是來看產品下單的。說完，她領走了她那分拌著洋蔥與培根的炒蛋，回到位子繼續與她來自其他省分的女性朋友開心地談天。  只是，當上一輩的中國人逐漸老去，他們眼裡的中國又變成了什麼樣子？曾經有的殺伐聲討化為塵埃，曾經以為的價值被取代，眼前的新中國興許不是他們曾經想像的樣子。   中國社會快速地轉變，台灣這十年又變化什麼呢？     

一直覺得fieldwork（中譯：田野工作，或是田野調查）這個字很妙，這是人類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但也一直讓人聯想到人類學者總是在荒郊野外或是在深山部落裡做調查研究。我的田野調查從大學時代到現在一直都在大台北地區。這可能和我不諳台語或是台灣其他方言有關係，但自己研究的主題也一直和傳統聚落沒有關係，在都會地區做這些題目也比較恰當。在從美國回到台灣前，我還以為這個暑假的田野工作會比在美國訪問風水師來得簡單，但實際開始執行後，才發現我之前真的異想天開。這回的田野工作規模比之前都大，也需要比更深層的資料，而這些都必須在短短兩個多月之機完成，所以訪問的設計、聯絡報導人、實際執行訪問工作、寫田野筆記等，任何一件事都慢不得，更何況這回是針對兩項研究蒐集資料，所有工作也都自然是之前的兩倍。我可能還比不上馬凌諾夫斯基被困在初步蘭島的哀怨，但這畢竟是我的志業，我的人生，隨然有小小抱怨，但知道自己對一個文化現象有了越來越深的理解，勾勒出一個潛在的文化邏輯，實在是人類學田野工作最大的成就感來源。